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，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。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、提升社会治理能力、增强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。其中，信用监管是“放管服”改革中的重要制度创新，可促进市场秩序更加有序、更显自由、更具活力，在政府、经济、社会等各方面治理中彰显其价值，成为推动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。

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，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和基本伦理，市场主体和社会成员若没有信任，则很难达成高效交易，社会分工与专业合作难以完成，信用为各类主体提供了安定有序的良善土壤。信用机制通过守信遵诺、依法履约等行为方式表达了社会公众最为朴实的“好”与“坏”，促进其他社会主体调整交易和交往策略，甚至拒绝交易或交往。守信者畅行天下，交易便捷，合作增多，相反，失信者则声誉降级，利益受损。

信用监管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支撑，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、行政、司法等领域，相关部门也在积极推行该制度，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实效。信用监管不同于刚性的法律惩戒机制，也区别于柔性的道德约束机制，它通过信用等级、信用评级、信用记录等发挥“信号”威慑功能，推动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理性作出“肯定性”或“否定性”评价，进而作出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，以此促进社会诚信水平的提升。

当前，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领域，依旧存在不诚信现象，信用作为公共性、社会性的“无形产品”，需要政府以正当合法的方式进行有效引导和干预，夯实社会信用基石。尽管政府主导的信用监管已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，但现实中，一些地方还存在信用惩戒范围模糊、失信惩戒过于机械、信用监管激励不足等问题，信用自治机制和修复机制尚未有效彰显其价值。需要政府、企业、个人等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，方能形成良好的信用秩序。

目前，我国的信用监管立法已取得很大进步，信用体系建设正在法治轨道上逐步完善，未来还要强化法治引领，保护守信者权益，健全信用监管制度，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更坚实的制度保障。

一是完善信用监管立法。信用监管要以法治为根基，目前社会信用建设法已被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，推动该法的出台，将极大提升信用治理的能力和水平；另外，应就信用分级分类、信用监管体系、信用监管工具、信用审查制度、信用承诺制度、信用奖惩机制、信用修复机制、信用责任机制等进行系统性立法，建立健全公共信用综合评价、信用信息自愿注册、信用信息激励、信用风险预警等事中监管机制，构建起层级完备、体系严密的基于事前、事中、事后的信用监管制度。

二是提升信用惩戒制度的有效性。失信主体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有预谋的恶性失信，这类群体对于信用体系建设具有极大的破坏力，要通过大数据信息实施“穿透式”信用监管，刺破表面失信实则“逍遥”的虚假面纱，提高信用惩戒的有效性，促使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不敢失信；在关乎民生的食品、药品等重点行业和领域，加大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执法和司法力度，让违法失信及时受到惩处。此外，应基于不同行业的特性，细化差异化的信用惩戒举措，使信用监管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
三是强化对信用主体的权益保障。个人信息、个人隐私、商业秘密关乎社会主体的切身利益，要完善保护和救济机制，保障信用主体对相关信用信息的知情权、查询权、异议权、更正权、修复权或删除权等权利。通过完善失信惩戒机制，细化惩戒标准、惩戒对象、惩戒主体、惩戒措施、惩戒程序、惩戒期限等内容，形成更具操作性和适应性的惩戒制度，使监管主体在法治轨道上行使监管权；同时，也要进一步完善信用修复规则，明确信用修复的标准和程序，鼓励相关失信主体重塑信用。

四是构建信用共治格局。强化市场主体、社会公众、新闻媒体、行业协会等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和监督，弥补政府信用监管的不足。通过行业协会商会发挥信用自律功能，推动各行业成员建立信用承诺和评价制度，维护行业集体声誉；鼓励和支持有关部门、社会组织对特殊失信主体提起公益诉讼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；鼓励新闻机构、社会信用服务机构积极参与信用协同治理，形成失信联合惩戒、守信联合激励等机制，为社会编织一张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“信用治理网”。